茶文化

要以幽雅清静的环境和古朴的陈设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9-06-11 23:37     浏览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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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茶道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也被认为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它通过沏茶、赏茶、饮茶、增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是很有益的一种和美仪式。喝茶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这与提倡“清静、恬澹”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内省修行”思想。茶道精神是茶文化的核心,是茶文化的灵魂。

  尽管茶道这个词从唐代至今已使用了一千多年,但至今在《新华辞典》、《辞海》、《词源》等工具书中均无此词条。

  茶道属于东方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在于东方文化往往没有一个科学的、准确的定义,而要靠个人凭借自己的悟性去贴近它、理解它。早在我国唐代就有了茶道这个词,例如,《封氏闻见记》中: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唐代刘贞亮在《饮茶十德》中也明确提出:“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

  茶道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人至少在唐或唐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唐朝《封氏闻见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是现存文献中对茶道的最早记载。在唐朝寺院僧众念经坐禅,皆以茶为饮,清心养神。当时社会上茶宴已很流行,宾主在以茶代酒、文明高雅的社交活动中,品茗赏景,各抒胸襟。唐吕温在《三月三茶宴序》中对茶宴的优雅气氛和品茶的美妙韵味,作了非常生动的描绘。在唐宋年间人们对饮茶的环境、礼节、操作方式等饮茶仪程都已很讲究,有了一些约定俗称的规矩和仪式,茶宴已有宫庭茶宴、寺院茶宴、文人茶宴之分。对茶饮在修身养性中的作用也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茶饮的爱好者,他认为茶的芬芳品味,能使人闲和宁静、趣味无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南宋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日本僧人荣西首次将茶种从中国带回日本,从此日本才开始遍种茶叶。在南宋末期(公元1259年)日本南浦昭明禅师来到我国浙江省余杭县的经山寺求学取经,学习了该寺院的茶宴仪程,首次将中国的茶道引进日本,成为中国茶道在日本的最早传播者。日本《类聚名物考》对此有明确记载:“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日本《本朝高僧传》也有:“南浦昭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寺的记述。直到日本丰臣秀吉时代(公元1536~1598年,相当于我国明朝中后期)千利休成为日本茶道高僧后,才高高举起了“茶道”这面旗帜,并总结出茶道四规:“和、敬、清、寂”,显然这个基本理论是受到了中国茶道精髓的影响而形成的,其主要的仪程框架规范仍源于中国。

  中国的茶道早于日本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但遗憾的是中国虽然最早提出了“茶道”的概念,也在该领域中不断实践探索,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却没有能够旗帜鲜明地以“茶道”的名义来发展这项事业,也没有规范出具有传统意义的茶道礼仪,以至于使不少人误以为茶道来源于他邦。中国的茶道可以说是重精神而轻形式。有学者认为必要的仪式对茶道的旗帜来说是较为重要的,没有仪式光自称有茶道,虽然也不能说不可以,搞得有茶就可以称道,那似乎就泛化了,最终也“道可道,非常道”了。

  泡茶本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简单得来只要两个动作就可以了:放茶叶、倒水。但是在茶道中,那一套仪式又过于复杂或是过于讲究了,一般的老百姓肯定不会把日常的这件小事搞得如此复杂。

  事实上中国茶道并没有仅仅满足于以茶修身养性的发明和仪式的规范,而是更加大胆地去探索茶饮对人类健康的真谛,创造性地将茶与中药等多种天然原料有机地结合,使茶饮在医疗保健中的作用得以大大地增强,并使之获得了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就是中国茶道最具实际价值的方面,也是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重视和喜爱的魅力所在。

  吴觉农先生认为:茶道是“把茶视为珍贵、高尚的饮料,因茶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是一种艺术,或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

  庄晚芳先生认为:茶道是一种通过饮茶的方式,对人民进行礼法教育、道德修养的一种仪式。庄晚芳先生还归纳出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为:“廉、美、和、敬”他解释说:“廉俭育德、美真廉乐、合诚处世、敬爱为人。”

  陈香白先生认为:中国茶道包含茶艺、茶德、茶礼、茶理、茶情、茶学说、茶道引导七种义理,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是和。中国茶道就是通过茶是过程,引导个体在美的享受过程中走向完成品格修养以实现全人类和谐安乐之道。陈香白先生德茶道理论可简称为:“七艺一心”。

  周作人先生则说得比较随意,他对茶道的理解为:“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为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现实中享受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

  茶道学者金刚石提出:茶道是表现茶赋予人的一种生活方向或方法,也是指明人们在品茶过程中懂得的道理或理由。

  1977年,谷川激三先生在《茶道的美学》一书中,将茶道定义为:以身体动作作为媒介而演出的艺术。它包含了艺术的因素、社交因素、礼仪因素和修行因素等四个因素。

  久松真一先生则认为:茶道文化是以吃茶为契机的综合文化体系,它具有综合性、统一性、包容性。其中有艺术、道德、哲学、宗教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其内核是禅。

  熊仓功夫先生从历史学的角度提出:茶道是一种室内艺能。艺能使人本文化独有的一个艺术群,它通过人体的修炼达到人陶冶情操完善人格的目的。

  人本茶汤文化研究会仓泽行洋先生则主张:茶道十一深远的哲理为思想背景,综合生活文化,是东方文化之精华。他还认为,“道是通向彻悟人生之路,茶道是至心之路,又是心至茶之路。

  日本茶道——和、敬、清、寂 从唐代开始,中国的饮茶习俗就传入日本,到了宋代,日本开始种植茶树,制造茶叶。但要一直到明代,才真正形成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其中集大成者是千利休(1522-1592年)。他明确提出 “和、敬、清、寂”为日本茶道的基本精神,要求人们通过茶室中的饮茶进行自我思想反省,彼此思想沟通,于清寂之中去掉自己内心的尘垢和彼此的芥蒂,以达到和敬的目的。“和、敬、清、寂”被称之为日本“茶道四规”。和、敬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通过饮茶做到和睦相处、互相,以调节人际关系;清、寂是指环境气氛,要以幽雅清静的环境和古朴的陈设,造成一种空灵静寂的意境,给人以熏陶。但日本茶道的宗教(特别是禅宗)色彩很浓,并形成严密的组织形式。它是通过非常严格、复杂甚至到了繁琐程度的表演程式来实现“茶道四规”的,较为缺乏一个宽松、自由的氛围。

  清、敬、和、乐 朝鲜与中国土相连,自古关系密切,中国儒家的礼制思想对朝鲜影响很大。儒家的中庸思想被引入朝鲜茶礼之中,形成“中正”精神。创建“中正”精神的是草衣禅师张意恂(公元1786-1866年),他在《东茶颂》里提倡“中正”的茶礼精神,指的是茶人在凡事上不可过度也不可不及的意思。也就是劝要有自知之明,不可过度虚荣,知识浅薄却到处炫耀自己,什么也没有却假装拥有很多。人的性情暴躁或偏激也不合中正精神。所以中正精神应在一个人的人格形成中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从而使消极的生活方式变成积极的生活方式,使悲观的生活态度变成乐观的生活态度。这种人才能称得上是茶人,中正精神也应成为人效中的生活准则(尹炳相:《韩国的茶文化与新价值观的创造》,载于《农业考古》1997年2期)。后来韩国的茶礼归结为“清、敬、和、乐”或“和、敬、俭、真”四个字,也折射了朝鲜民族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由此亦可见,朝鲜的茶礼精神就是茶道精神。

  廉、美、和、敬 和韩国的茶礼一样,中国的茶道精神也有不同的提法。中国虽然自古就有道,但宗教色彩不浓,而是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溶在一起,给人们留下了选择和发挥的余地,各层面的人可以从不同角度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爱好选择不同的茶艺形式和思想内容,不断加以发挥创造,因而也就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和清规戒律。只是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茶文化热潮的兴起,许多人觉得应该对中国的茶道精神加以总结,归纳出几条便于茶人们记忆、操作的“茶德”。已故的浙江农业大学茶学专家庄晚芳教授在1990年2期《文化交流》杂志上发表的《茶文化浅议》一文中明确主张“发扬茶德,妥用茶艺,为茶人修养之道 ”。他提出中国的茶德应是“廉、美、和、敬”,并加以解释:廉俭有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人。具体内容为:

  大约与此同时,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长程启坤和研究员姚国坤在1990年6期《中国茶叶》杂志上发表的《从传统饮茶风俗谈中国茶德》一文中,则主张中国茶德可用“理、敬、清、融”四字来表述:

  理——“理者,品茶论理,理智和气之意。两人对饮,以茶引言,促进相互理解;和谈商事,以茶待客,以礼相处,理智和气,造成和谈气氛;解决矛盾纠纷,面对一杯茶,以理服人,明理消气,促进和解;写文章、搞创作,以茶理想,益智醒脑,思路敏捷。”

  敬——“敬者,客来敬茶,以茶示礼之意。无论是过去的以茶祭祖,公平是今日的客来敬茶,都充分表明了上茶的敬意。久逢知己,敬茶洗尘,品茶叙旧,增进情谊;客人来访,初次见面,敬茶以示礼貌,以茶媒介,边喝茶边交谈,增进相互了解;朋友相聚,以茶传情,互爱同乐,既文明又敬重,是文明敬爱之举;长辈上级来临,更以敬茶为尊重之意,祝寿贺喜,以精美的包装茶作礼品,是现代生活的高尚表现。”

  清——“清者,廉洁清白,清心健身之意。清茶一杯,以茶代酒,是古代清官司的廉政之举,也是现代提倡精神文明的高尚表现。1982年,首都春节团拜会上,每人面前清茶一杯,显示既高尚又文明,‘座上清茶依旧,国家景象常新’,表明了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天强调廉政建设,提倡廉洁奉公,‘清茶一杯’的精神文明更值得发扬。‘清’字的另一层含义是清心健身之意,提倡饮茶保健是有科学根据的,已故的朱德委员长曾有诗云:‘庐山云雾茶,示浓性泼辣。若得长年饮,延年益寿法。’体会之深,令人敬佩。”

  融——“融者,祥和融洽、和睦友谊之意。举行茶话会,往往是大家欢聚一堂,手捧香茶。有说有笑,其乐融融;朋友,亲人见面,清茶一杯,交流情感,气氛融洽,有水乳交融之感。团体商谈,协商议事,在融洽的气氛中,往往更能促进互谅互让,有益于联合与协作,使交流交往活动更有成效。由此可见,茶在联谊中的桥梁组带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两位专家还认为:中国的茶,“能用来养性、联谊、示礼、传情、育德,直到陶冶情操,美化生活。茶之所以能适应各种阶层,众多场合,是因为茶的、茶的情操、茶的本性符合于中华民族的平凡实在、和诚相处、重情好客、勤俭育德、尊老脘二甲苯的民族精神。所以,继承与发扬茶文化的优良传统,弘扬中国茶德,对促进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在此之前,台湾的范增平先生于1985年提出中国“茶艺的根本精神,乃在于和、俭、静、洁。”(《台湾茶文化论》43页“探求茶艺的根本精神”,台湾碧山出版公司出版。)范先生的茶艺根本精神,就是茶道的精神,也就是上述的茶德。虽未加以详细解释,但其含义仍不难理解,与前述几位专家的意见相去不远。

  更早一点,在1982年,台湾的国学大量林荆南教授将茶道 精神概括为“美、健、性、伦”四字,即“美律、健康、养性、明伦”,称之为“茶道四义”。其具体解释如下:

  美——“美是茶的事物,律是茶的秩序。事由人为,治茶事,必先洁其身,而正其心,必敬必诚,才能建茶功立茶德。洁身的要求及于衣履,正心的要求见诸仪容气度。所谓物,是茶之所属,诸如品茶的环境,的器具,都必须美观,而且要调和。从洁身、正心,至于环境、器具,务必须知品茗有层次,从层次而见其升华,否则茶功败矣,遑信茶德。”

  健——“‘健康’一项,是治茶的大本。茶叶必精选,劣茶不宜用,变质不可饮;不洁的水不可用,水温要讲究,冲和注均须把握时间。治茶当事人,本身必健康,轻如风邪感冒,亦不可泡茶待客,权宜之法,只好由第三者代劳。茶为健康饮料,其有益于人身健康是毫无疑问的。推广饮茶,应该从家庭式开始,拜茶之赐,一家大小健康,家家健康,一国健康,见到全体人类健康;茶,就有‘修、齐、治、平’的同等奥义。”

  性——“‘养性’是茶的妙用,人之性与茶之性相近,却因为人类受生活环境所污染,于是性天积垢与日俱加,而失去其本善;好在茶树生于灵山,得雨露日月光华的灌养,清和之气代代相传,誉为尘外仙芽;所以茶人必须顺茶性,从清趣中培养灵尖,涤除积垢,还其本来性善,发挥茶功,葆命延所,持之有恒,可以参悟禅理,得天地清和之气为已用,释氏所称彼岸,可求于明窗净几之一壶中。”

  伦——“‘明伦’是儒家至宝,系中国五千年文化于不坠。茶之功用,是敦睦耸关系的津梁:古有贡茶以事君,君有赐茶以敬臣;居家,子媳奉茶汤以事父母;夫唱妇随,时为伉俪饮;兄以茶友弟,弟以茶恭兄;朋友往来,以茶联欢。今举茶为饮,合乎五伦十义(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恭、友信、朋谊、君敬、臣忠),则茶有全天下义的功用,不是任何事物可以替代的。”(蔡荣章《现代茶艺》200页,台湾中视文化公司,1989年7版)

  此外,台湾的周渝先生近年来也提出“正、静、清、圆”四字作为中国茶道精神的代表。(周渝:《从自然到个人主体与文化再生的探寻》,《农业考古》1999年2期)

  以上各家对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茶德)的归纳,虽然不尽相同,但其主要精神还是接近的,特别是清、静、和、美等是符合中国茶道的精神和茶艺的特点,和日本茶道和韩国茶礼的基本精神也是相通的。据陈香白教授研究,他认为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就是“和”。“和”意味着天和、地和、人和。它意味着宇宙万物的有机统一与和谐,并因此产生实现天人合一之后的和谐之美。“和”的内涵非常丰富,作为中国文化意识集中体现的“和”,主要包括着:和敬、和清、和寂、和廉、和静、和俭、和美、和爱、和气、中和、和谐、宽和、和顺、和勉、和合(和睦同心、调和、顺利)、和光(才华内蕴、不露锋芒),和衷(恭敬、和善)、和平、和易、和乐(和睦安乐、协和乐音)、和缓、和谨、和煦、和霁、和售(公开买卖)、和羹(水火相反而成羹,可否相成而为和)、和戎(古代谓汉族与少数民族结盟友好)、交和(两军相对)、和胜(病愈)、和成(饮食适中)等意义。“一个‘和’字,不但囊括了所有‘敬’、‘清’、‘寂’、‘廉’、‘俭’、‘美’、‘乐’、‘静’等意义,而且涉及天时、地利、人和诸层面。请相信:在所有汉字中,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和’更能突出‘中国茶道’内核、涵盖中国茶文化精神的字眼了。”(陈香白:《中国茶文化》4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香港的叶惠民先生也同意此说,认为“和睦清心”是茶文化的本质,也就是茶道的核心(《茶艺报》19页,香港茶艺中心1993年出版)。

  茶道是以修行得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包含茶礼、礼法、环境、修行四大要素。茶艺是茶道的基础,是茶道的必要条件,茶艺可以独立于茶道而存在。茶道以茶艺为载体,依存于茶艺。茶艺重点在“艺”,重在习茶艺术,以获得审美享受;茶道的重点在道“,旨在通过茶艺修心养性、参悟大道。茶艺的内涵小于茶道,茶道的内涵包容茶艺。茶艺的外延大于茶道,其外延介于茶道和茶文化之间。

  茶道的内涵大于茶艺,茶艺的外延大于茶道。我们这里所说的‘艺’,是指制茶、烹茶、品茶等艺茶之术;我们这里所说的‘道’,是指艺茶过程中所贯彻的精神。有道而无艺,那是空洞的理论;有艺而无道,艺则无精、无神。茶艺,有名,有形,是茶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茶道,就是精神、道理、规律、本源与本质,它经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你却完全可以通过心灵去体会。茶艺与茶道结合,艺中有道,道中有艺,是物质与精神高度统一的结果。茶艺、茶道的内涵、外延均不相同,应严格区别二者,不要使之混同。

  最高境界——茶道:在茶事活动中融入哲理、伦理、道德,通过品茗来修身养性、品味人生,达到精神上的享受。

  个人认为:在中国,不存在茶道,在中国,只存在茶文化!理由如下:

  1、在中国,“道”是一种很严肃的东西,而不是这些生活的枝叶。反观日本,它从中国拿过去的一些皮毛就堂而皇之地称之为“道”!中日茶文化的根源都在中国,而其发展之路却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这其中是有其必然因素的。

  中国茶文化的主体是人,茶是作为人的客体而存在的,茶是为人而存在的。中国茶文化被称为美的哲学。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1.中国茶文化美学的根可溯源到先秦和魏晋南北朝。奠定中国古典美学理论基础的宗师是大哲学家。

  3.中国茶文化美学在发展过程中主要吸收了释,道,儒三教的哲学理论,并得益于大批思想家哲学家的推动。

  4.中国茶文化美学强调的是天人合一,从小茶壶中探求宇宙玄机,从淡淡茶汤中品悟人生百味。

  5.中国茶文化美学从哲学的高度,广泛深刻的影响着茶人,特别是从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艺术想象力及人格的形成。

  总之,中国古典哲学中的美学理念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的滋润着中国茶文化这朵奇葩。在中国茶文化中既有佛教圆通空灵之美,又有道教幽玄旷达之美以及儒家文雅含蓄之美。

  “和敬清寂”被称为茶道的四谛、四规、四则。是日本茶道思想上最重要的理念。一提这四个字,人们马上就会和茶道联系起来。茶道思想的主旨为:主体的“元”即主体的绝对否定。而这个茶道的主旨是无形的。作为“无”的化身而出现的有形的理念便是和、敬、清、寂。它们是“无”泊出生的四种现象。由这四个抽象的事物又分别产生了日本茶道艺术成千上万种诸形式。

  “一期一会”中 “一期”指“一期一命”“一生”“一辈子”的意思。一期一会是说一生只见一次,再不会有第二次的相会,这是日本茶人们在举行茶事时所应抱的心态。这种观点来自佛教的无常观。佛教的无常观督促茶人们尊重一分一秒,认真对待一时一事。当举行茶事时,要抱有“一生一世只一次”的信念。时至今日,日本茶人仍忠实地遵守着一期一会的信念,十分珍惜每一次茶事,从每一次紧张的茶事中获得生命的充实感。

  “独坐观念”一语也出自井伊直弼的《茶汤一会集》。“独坐”指客人走后,独自坐在茶室里,“观念”是“熟思”、“静思”的意思。面对茶釜一只,独坐茶室,回味此日茶事,静思此日不会重演。茶人的心里泛起一阵茫然之情,又涌起一股充实感。茶人此时的心境可称作“主体的无”。

  由此可见,在日本茶道中,刻意地淡化了人的存在,而一味地强求对茶的突出。这正是两国茶文化上最大的差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国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差别。

  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是自下而上的,故而起发展的特点是在广度上,以求博大,所谓之:茶文化,并与儒家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讲,把中国茶文化从儒家思想体系中剥离出来研究是不现实的,也正是这一点,因为中国文人的洒脱不羁,中国茶文化,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同时,又由于在中国文化中,“道”是一种非常神圣、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中国对于茶,只是笼统的称之为“茶文化”或“茶艺”,而不敢奢谈“茶道”。

  反观日本,从一开始,茶的传播就是自上而下的,上层社会将茶上升为一中莫名其妙的宗教,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某种需求,将茶套入一个神圣的光环中,务精务细,不能不说拘泥于表象而沦落为形式了。在茶道中,人已经沦为茶的奴仆,似乎是有本末倒置的嫌疑。

  这样,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表象上看,自近代以来,中国的茶文化趋向于没落,反而不及日本这家后来者了;但从深层次上看来,这是由两国的民族心态和文化底蕴所决定的:在中国,茶只是一门艺术,是从属于人的一种文化现象;而日本,则是神圣、严肃的大“道”。

  展开全部关于茶道,当今应有当今的茶道,不能一味地拿古人来说话或摘抄,甚至照搬。新时代给予新的思想,拿唐、宋来说事,以免有些张冠李戴了。

  当前茶道,我想应该是从茶的起源、种植、加工、审评、冲泡、茶与药的保健、茶与静的结合,达到身体健康、工作向前、生活有节的人生态度,我想不应该是什么精行俭德了。

  伴随着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变化,茶道也是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唐、宋年代已经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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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道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也被认为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它通过沏茶、赏茶、饮茶、增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是很有益的一种和美仪式。喝茶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这与提倡“清静、恬澹”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内省修行”思想。茶道精神是茶文化的核心,是茶文化的灵魂。

  尽管茶道这个词从唐代至今已使用了一千多年,但至今在《新华辞典》、《辞海》、《词源》等工具书中均无此词条。

  茶道属于东方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在于东方文化往往没有一个科学的、准确的定义,而要靠个人凭借自己的悟性去贴近它、理解它。早在我国唐代就有了茶道这个词,例如,《封氏闻见记》中: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唐代刘贞亮在《饮茶十德》中也明确提出:“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

  茶道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人至少在唐或唐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唐朝《封氏闻见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是现存文献中对茶道的最早记载。在唐朝寺院僧众念经坐禅,皆以茶为饮,清心养神。当时社会上茶宴已很流行,宾主在以茶代酒、文明高雅的社交活动中,品茗赏景,各抒胸襟。唐吕温在《三月三茶宴序》中对茶宴的优雅气氛和品茶的美妙韵味,作了非常生动的描绘。在唐宋年间人们对饮茶的环境、礼节、操作方式等饮茶仪程都已很讲究,有了一些约定俗称的规矩和仪式,茶宴已有宫庭茶宴、寺院茶宴、文人茶宴之分。对茶饮在修身养性中的作用也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茶饮的爱好者,他认为茶的芬芳品味,能使人闲和宁静、趣味无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南宋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日本僧人荣西首次将茶种从中国带回日本,从此日本才开始遍种茶叶。在南宋末期(公元1259年)日本南浦昭明禅师来到我国浙江省余杭县的经山寺求学取经,学习了该寺院的茶宴仪程,首次将中国的茶道引进日本,成为中国茶道在日本的最早传播者。日本《类聚名物考》对此有明确记载:“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日本《本朝高僧传》也有:“南浦昭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寺的记述。直到日本丰臣秀吉时代(公元1536~1598年,相当于我国明朝中后期)千利休成为日本茶道高僧后,才高高举起了“茶道”这面旗帜,并总结出茶道四规:“和、敬、清、寂”,显然这个基本理论是受到了中国茶道精髓的影响而形成的,其主要的仪程框架规范仍源于中国。

  中国的茶道早于日本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但遗憾的是中国虽然最早提出了“茶道”的概念,也在该领域中不断实践探索,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却没有能够旗帜鲜明地以“茶道”的名义来发展这项事业,也没有规范出具有传统意义的茶道礼仪,以至于使不少人误以为茶道来源于他邦。中国的茶道可以说是重精神而轻形式。有学者认为必要的仪式对茶道的旗帜来说是较为重要的,没有仪式光自称有茶道,虽然也不能说不可以,搞得有茶就可以称道,那似乎就泛化了,最终也“道可道,非常道”了。

  泡茶本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简单得来只要两个动作就可以了:放茶叶、倒水。但是在茶道中,那一套仪式又过于复杂或是过于讲究了,一般的老百姓肯定不会把日常的这件小事搞得如此复杂。

  事实上中国茶道并没有仅仅满足于以茶修身养性的发明和仪式的规范,而是更加大胆地去探索茶饮对人类健康的真谛,创造性地将茶与中药等多种天然原料有机地结合,使茶饮在医疗保健中的作用得以大大地增强,并使之获得了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就是中国茶道最具实际价值的方面,也是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重视和喜爱的魅力所在。

  吴觉农先生认为:茶道是“把茶视为珍贵、高尚的饮料,因茶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是一种艺术,或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

  庄晚芳先生认为:茶道是一种通过饮茶的方式,对人民进行礼法教育、道德修养的一种仪式。庄晚芳先生还归纳出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为:“廉、美、和、敬”他解释说:“廉俭育德、美真廉乐、合诚处世、敬爱为人。”

  陈香白先生认为:中国茶道包含茶艺、茶德、茶礼、茶理、茶情、茶学说、茶道引导七种义理,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是和。中国茶道就是通过茶是过程,引导个体在美的享受过程中走向完成品格修养以实现全人类和谐安乐之道。陈香白先生德茶道理论可简称为:“七艺一心”。

  周作人先生则说得比较随意,他对茶道的理解为:“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为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现实中享受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

  茶道学者金刚石提出:茶道是表现茶赋予人的一种生活方向或方法,也是指明人们在品茶过程中懂得的道理或理由。

  1977年,谷川激三先生在《茶道的美学》一书中,将茶道定义为:以身体动作作为媒介而演出的艺术。它包含了艺术的因素、社交因素、礼仪因素和修行因素等四个因素。

  久松真一先生则认为:茶道文化是以吃茶为契机的综合文化体系,它具有综合性、统一性、包容性。其中有艺术、道德、哲学、宗教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其内核是禅。

  熊仓功夫先生从历史学的角度提出:茶道是一种室内艺能。艺能使人本文化独有的一个艺术群,它通过人体的修炼达到人陶冶情操完善人格的目的。

  人本茶汤文化研究会仓泽行洋先生则主张:茶道十一深远的哲理为思想背景,综合生活文化,是东方文化之精华。他还认为,“道是通向彻悟人生之路,茶道是至心之路,又是心至茶之路。

  日本茶道——和、敬、清、寂 从唐代开始,中国的饮茶习俗就传入日本,到了宋代,日本开始种植茶树,制造茶叶。但要一直到明代,才真正形成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其中集大成者是千利休(1522-1592年)。他明确提出 “和、敬、清、寂”为日本茶道的基本精神,要求人们通过茶室中的饮茶进行自我思想反省,彼此思想沟通,于清寂之中去掉自己内心的尘垢和彼此的芥蒂,以达到和敬的目的。“和、敬、清、寂”被称之为日本“茶道四规”。和、敬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通过饮茶做到和睦相处、互相,以调节人际关系;清、寂是指环境气氛,要以幽雅清静的环境和古朴的陈设,造成一种空灵静寂的意境,给人以熏陶。但日本茶道的宗教(特别是禅宗)色彩很浓,并形成严密的组织形式。它是通过非常严格、复杂甚至到了繁琐程度的表演程式来实现“茶道四规”的,较为缺乏一个宽松、自由的氛围。

  清、敬、和、乐 朝鲜与中国土相连,自古关系密切,中国儒家的礼制思想对朝鲜影响很大。儒家的中庸思想被引入朝鲜茶礼之中,形成“中正”精神。创建“中正”精神的是草衣禅师张意恂(公元1786-1866年),他在《东茶颂》里提倡“中正”的茶礼精神,指的是茶人在凡事上不可过度也不可不及的意思。也就是劝要有自知之明,不可过度虚荣,知识浅薄却到处炫耀自己,什么也没有却假装拥有很多。人的性情暴躁或偏激也不合中正精神。所以中正精神应在一个人的人格形成中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从而使消极的生活方式变成积极的生活方式,使悲观的生活态度变成乐观的生活态度。这种人才能称得上是茶人,中正精神也应成为人效中的生活准则(尹炳相:《韩国的茶文化与新价值观的创造》,载于《农业考古》1997年2期)。后来韩国的茶礼归结为“清、敬、和、乐”或“和、敬、俭、真”四个字,也折射了朝鲜民族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由此亦可见,朝鲜的茶礼精神就是茶道精神。

  廉、美、和、敬 和韩国的茶礼一样,中国的茶道精神也有不同的提法。中国虽然自古就有道,但宗教色彩不浓,而是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溶在一起,给人们留下了选择和发挥的余地,各层面的人可以从不同角度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爱好选择不同的茶艺形式和思想内容,不断加以发挥创造,因而也就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和清规戒律。只是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茶文化热潮的兴起,许多人觉得应该对中国的茶道精神加以总结,归纳出几条便于茶人们记忆、操作的“茶德”。已故的浙江农业大学茶学专家庄晚芳教授在1990年2期《文化交流》杂志上发表的《茶文化浅议》一文中明确主张“发扬茶德,妥用茶艺,为茶人修养之道 ”。他提出中国的茶德应是“廉、美、和、敬”,并加以解释:廉俭有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人。具体内容为:

  大约与此同时,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长程启坤和研究员姚国坤在1990年6期《中国茶叶》杂志上发表的《从传统饮茶风俗谈中国茶德》一文中,则主张中国茶德可用“理、敬、清、融”四字来表述:

  理——“理者,品茶论理,理智和气之意。两人对饮,以茶引言,促进相互理解;和谈商事,以茶待客,以礼相处,理智和气,造成和谈气氛;解决矛盾纠纷,面对一杯茶,以理服人,明理消气,促进和解;写文章、搞创作,以茶理想,益智醒脑,思路敏捷。”

  敬——“敬者,客来敬茶,以茶示礼之意。无论是过去的以茶祭祖,公平是今日的客来敬茶,都充分表明了上茶的敬意。久逢知己,敬茶洗尘,品茶叙旧,增进情谊;客人来访,初次见面,敬茶以示礼貌,以茶媒介,边喝茶边交谈,增进相互了解;朋友相聚,以茶传情,互爱同乐,既文明又敬重,是文明敬爱之举;长辈上级来临,更以敬茶为尊重之意,祝寿贺喜,以精美的包装茶作礼品,是现代生活的高尚表现。”

  清——“清者,廉洁清白,清心健身之意。清茶一杯,以茶代酒,是古代清官司的廉政之举,也是现代提倡精神文明的高尚表现。1982年,首都春节团拜会上,每人面前清茶一杯,显示既高尚又文明,‘座上清茶依旧,国家景象常新’,表明了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天强调廉政建设,提倡廉洁奉公,‘清茶一杯’的精神文明更值得发扬。‘清’字的另一层含义是清心健身之意,提倡饮茶保健是有科学根据的,已故的朱德委员长曾有诗云:‘庐山云雾茶,示浓性泼辣。若得长年饮,延年益寿法。’体会之深,令人敬佩。”

  融——“融者,祥和融洽、和睦友谊之意。举行茶话会,往往是大家欢聚一堂,手捧香茶。有说有笑,其乐融融;朋友,亲人见面,清茶一杯,交流情感,气氛融洽,有水乳交融之感。团体商谈,协商议事,在融洽的气氛中,往往更能促进互谅互让,有益于联合与协作,使交流交往活动更有成效。由此可见,茶在联谊中的桥梁组带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两位专家还认为:中国的茶,“能用来养性、联谊、示礼、传情、育德,直到陶冶情操,美化生活。茶之所以能适应各种阶层,众多场合,是因为茶的、茶的情操、茶的本性符合于中华民族的平凡实在、和诚相处、重情好客、勤俭育德、尊老脘二甲苯的民族精神。所以,继承与发扬茶文化的优良传统,弘扬中国茶德,对促进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在此之前,台湾的范增平先生于1985年提出中国“茶艺的根本精神,乃在于和、俭、静、洁。”(《台湾茶文化论》43页“探求茶艺的根本精神”,台湾碧山出版公司出版。)范先生的茶艺根本精神,就是茶道的精神,也就是上述的茶德。虽未加以详细解释,但其含义仍不难理解,与前述几位专家的意见相去不远。

  更早一点,在1982年,台湾的国学大量林荆南教授将茶道 精神概括为“美、健、性、伦”四字,即“美律、健康、养性、明伦”,称之为“茶道四义”。其具体解释如下:

  美——“美是茶的事物,律是茶的秩序。事由人为,治茶事,必先洁其身,而正其心,必敬必诚,才能建茶功立茶德。洁身的要求及于衣履,正心的要求见诸仪容气度。所谓物,是茶之所属,诸如品茶的环境,的器具,都必须美观,而且要调和。从洁身、正心,至于环境、器具,务必须知品茗有层次,从层次而见其升华,否则茶功败矣,遑信茶德。”

  健——“‘健康’一项,是治茶的大本。茶叶必精选,劣茶不宜用,变质不可饮;不洁的水不可用,水温要讲究,冲和注均须把握时间。治茶当事人,本身必健康,轻如风邪感冒,亦不可泡茶待客,权宜之法,只好由第三者代劳。茶为健康饮料,其有益于人身健康是毫无疑问的。推广饮茶,应该从家庭式开始,拜茶之赐,一家大小健康,家家健康,一国健康,见到全体人类健康;茶,就有‘修、齐、治、平’的同等奥义。”

  性——“‘养性’是茶的妙用,人之性与茶之性相近,却因为人类受生活环境所污染,于是性天积垢与日俱加,而失去其本善;好在茶树生于灵山,得雨露日月光华的灌养,清和之气代代相传,誉为尘外仙芽;所以茶人必须顺茶性,从清趣中培养灵尖,涤除积垢,还其本来性善,发挥茶功,葆命延所,持之有恒,可以参悟禅理,得天地清和之气为已用,释氏所称彼岸,可求于明窗净几之一壶中。”

  伦——“‘明伦’是儒家至宝,系中国五千年文化于不坠。茶之功用,是敦睦耸关系的津梁:古有贡茶以事君,君有赐茶以敬臣;居家,子媳奉茶汤以事父母;夫唱妇随,时为伉俪饮;兄以茶友弟,弟以茶恭兄;朋友往来,以茶联欢。今举茶为饮,合乎五伦十义(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恭、友信、朋谊、君敬、臣忠),则茶有全天下义的功用,不是任何事物可以替代的。”(蔡荣章《现代茶艺》200页,台湾中视文化公司,1989年7版)

  此外,台湾的周渝先生近年来也提出“正、静、清、圆”四字作为中国茶道精神的代表。(周渝:《从自然到个人主体与文化再生的探寻》,《农业考古》1999年2期)

  以上各家对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茶德)的归纳,虽然不尽相同,但其主要精神还是接近的,特别是清、静、和、美等是符合中国茶道的精神和茶艺的特点,和日本茶道和韩国茶礼的基本精神也是相通的。据陈香白教授研究,他认为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就是“和”。“和”意味着天和、地和、人和。它意味着宇宙万物的有机统一与和谐,并因此产生实现天人合一之后的和谐之美。“和”的内涵非常丰富,作为中国文化意识集中体现的“和”,主要包括着:和敬、和清、和寂、和廉、和静、和俭、和美、和爱、和气、中和、和谐、宽和、和顺、和勉、和合(和睦同心、调和、顺利)、和光(才华内蕴、不露锋芒),和衷(恭敬、和善)、和平、和易、和乐(和睦安乐、协和乐音)、和缓、和谨、和煦、和霁、和售(公开买卖)、和羹(水火相反而成羹,可否相成而为和)、和戎(古代谓汉族与少数民族结盟友好)、交和(两军相对)、和胜(病愈)、和成(饮食适中)等意义。“一个‘和’字,不但囊括了所有‘敬’、‘清’、‘寂’、‘廉’、‘俭’、‘美’、‘乐’、‘静’等意义,而且涉及天时、地利、人和诸层面。请相信:在所有汉字中,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和’更能突出‘中国茶道’内核、涵盖中国茶文化精神的字眼了。”(陈香白:《中国茶文化》4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香港的叶惠民先生也同意此说,认为“和睦清心”是茶文化的本质,也就是茶道的核心(《茶艺报》19页,香港茶艺中心1993年出版)。

  茶道是以修行得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包含茶礼、礼法、环境、修行四大要素。茶艺是茶道的基础,是茶道的必要条件,茶艺可以独立于茶道而存在。茶道以茶艺为载体,依存于茶艺。茶艺重点在“艺”,重在习茶艺术,以获得审美享受;茶道的重点在道“,旨在通过茶艺修心养性、参悟大道。茶艺的内涵小于茶道,茶道的内涵包容茶艺。茶艺的外延大于茶道,其外延介于茶道和茶文化之间。

  茶道的内涵大于茶艺,茶艺的外延大于茶道。我们这里所说的‘艺’,是指制茶、烹茶、品茶等艺茶之术;我们这里所说的‘道’,是指艺茶过程中所贯彻的精神。有道而无艺,那是空洞的理论;有艺而无道,艺则无精、无神。茶艺,有名,有形,是茶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茶道,就是精神、道理、规律、本源与本质,它经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你却完全可以通过心灵去体会。茶艺与茶道结合,艺中有道,道中有艺,是物质与精神高度统一的结果。茶艺、茶道的内涵、外延均不相同,应严格区别二者,不要使之混同。

  最高境界——茶道:在茶事活动中融入哲理、伦理、道德,通过品茗来修身养性、品味人生,达到精神上的享受。

  个人认为:在中国,不存在茶道,在中国,只存在茶文化!理由如下:

  1、在中国,“道”是一种很严肃的东西,而不是这些生活的枝叶。反观日本,它从中国拿过去的一些皮毛就堂而皇之地称之为“道”!中日茶文化的根源都在中国,而其发展之路却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这其中是有其必然因素的。

  中国茶文化的主体是人,茶是作为人的客体而存在的,茶是为人而存在的。中国茶文化被称为美的哲学。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1.中国茶文化美学的根可溯源到先秦和魏晋南北朝。奠定中国古典美学理论基础的宗师是大哲学家。

  3.中国茶文化美学在发展过程中主要吸收了释,道,儒三教的哲学理论,并得益于大批思想家哲学家的推动。

  4.中国茶文化美学强调的是天人合一,从小茶壶中探求宇宙玄机,从淡淡茶汤中品悟人生百味。

  5.中国茶文化美学从哲学的高度,广泛深刻的影响着茶人,特别是从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艺术想象力及人格的形成。

  总之,中国古典哲学中的美学理念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的滋润着中国茶文化这朵奇葩。在中国茶文化中既有佛教圆通空灵之美,又有道教幽玄旷达之美以及儒家文雅含蓄之美。

  “和敬清寂”被称为茶道的四谛、四规、四则。是日本茶道思想上最重要的理念。一提这四个字,人们马上就会和茶道联系起来。茶道思想的主旨为:主体的“元”即主体的绝对否定。而这个茶道的主旨是无形的。作为“无”的化身而出现的有形的理念便是和、敬、清、寂。它们是“无”泊出生的四种现象。由这四个抽象的事物又分别产生了日本茶道艺术成千上万种诸形式。

  “一期一会”中 “一期”指“一期一命”“一生”“一辈子”的意思。一期一会是说一生只见一次,再不会有第二次的相会,这是日本茶人们在举行茶事时所应抱的心态。这种观点来自佛教的无常观。佛教的无常观督促茶人们尊重一分一秒,认真对待一时一事。当举行茶事时,要抱有“一生一世只一次”的信念。时至今日,日本茶人仍忠实地遵守着一期一会的信念,十分珍惜每一次茶事,从每一次紧张的茶事中获得生命的充实感。

  “独坐观念”一语也出自井伊直弼的《茶汤一会集》。“独坐”指客人走后,独自坐在茶室里,“观念”是“熟思”、“静思”的意思。面对茶釜一只,独坐茶室,回味此日茶事,静思此日不会重演。茶人的心里泛起一阵茫然之情,又涌起一股充实感。茶人此时的心境可称作“主体的无”。

  由此可见,在日本茶道中,刻意地淡化了人的存在,而一味地强求对茶的突出。这正是两国茶文化上最大的差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国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差别。

  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是自下而上的,故而起发展的特点是在广度上,以求博大,所谓之:茶文化,并与儒家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讲,把中国茶文化从儒家思想体系中剥离出来研究是不现实的,也正是这一点,因为中国文人的洒脱不羁,中国茶文化,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同时,又由于在中国文化中,“道”是一种非常神圣、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中国对于茶,只是笼统的称之为“茶文化”或“茶艺”,而不敢奢谈“茶道”。

  反观日本,从一开始,茶的传播就是自上而下的,上层社会将茶上升为一中莫名其妙的宗教,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某种需求,将茶套入一个神圣的光环中,务精务细,不能不说拘泥于表象而沦落为形式了。在茶道中,人已经沦为茶的奴仆,似乎是有本末倒置的嫌疑。

  这样,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表象上看,自近代以来,中国的茶文化趋向于没落,反而不及日本这家后来者了;但从深层次上看来,这是由两国的民族心态和文化底蕴所决定的:在中国,茶只是一门艺术,是从属于人的一种文化现象;而日本,则是神圣、严肃的大“道”。

  展开全部茶道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也被认为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它通过沏茶、赏茶、饮茶、增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是很有益的一种和美仪式。喝茶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这与提倡“清静、恬澹”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内省修行”思想。茶道精神是茶文化的核心,是茶文化的灵魂。

  尽管“茶道”这个词从唐代至今已使用了一千多年,但至今在《新华辞典》、《辞海》、《词源》等工具书中均无此词条。

  茶道属于东方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在于东方文化往往没有一个科学的、准确的定义,而要靠个人凭借自己的悟性去贴近它、理解它。早在我国唐代就有了茶道这个词,例如,《封氏闻见记》中: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唐代刘贞亮在《饮茶十德》中也明确提出:“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

  茶道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人至少在唐或唐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唐朝《封氏闻见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是现存文献中对茶道的最早记载。在唐朝寺院僧众念经坐禅,皆以茶为饮,清心养神。当时社会上茶宴已很流行,宾主在以茶代酒、文明高雅的社交活动中,品茗赏景,各抒胸襟。唐吕温在《三月三茶宴序》中对茶宴的优雅气氛和品茶的美妙韵味,作了非常生动的描绘。在唐宋年间人们对饮茶的环境、礼节、操作方式等饮茶仪程都已很讲究,有了一些约定俗称的规矩和仪式,茶宴已有宫庭茶宴、寺院茶宴、文人茶宴之分。对茶饮在修身养性中的作用也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茶饮的爱好者,他认为茶的芬芳品味,能使人闲和宁静、趣味无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南宋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日本僧人荣西首次将茶种从中国带回日本,从此日本才开始遍种茶叶。在南宋末期(公元1259年)日本南浦昭明禅师来到我国浙江省余杭县的经山寺求学取经,学习了该寺院的茶宴仪程,首次将中国的茶道引进日本,成为中国茶道在日本的最早传播者。日本《类聚名物考》对此有明确记载:“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日本《本朝高僧传》也有:“南浦昭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寺的记述。直到日本丰臣秀吉时代(公元1536~1598年,相当于我国明朝中后期)千利休成为日本茶道高僧后,才高高举起了“茶道”这面旗帜,并总结出茶道四规:“和、敬、清、寂”,显然这个基本理论是受到了中国茶道精髓的影响而形成的,其主要的仪程框架规范仍源于中国。

  中国的茶道早于日本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但遗憾的是中国虽然最早提出了“茶道”的概念,也在该领域中不断实践探索,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却没有能够旗帜鲜明地以“茶道”的名义来发展这项事业,也没有规范出具有传统意义的茶道礼仪,以至于使不少人误以为茶道来源于他邦。中国的茶道可以说是重精神而轻形式。有学者认为必要的仪式对茶道的旗帜来说是较为重要的,没有仪式光自称有茶道,虽然也不能说不可以,搞得有茶就可以称道,那似乎就泛化了,最终也“道可道,非常道”了。

  泡茶本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简单得来只要两个动作就可以了:放茶叶、倒水。但是在茶道中,那一套仪式又过于复杂或是过于讲究了,一般的老百姓肯定不会把日常的这件小事搞得如此复杂。

  事实上中国茶道并没有仅仅满足于以茶修身养性的发明和仪式的规范,而是更加大胆地去探索茶饮对人类健康的真谛,创造性地将茶与中药等多种天然原料有机地结合,使茶饮在医疗保健中的作用得以大大地增强,并使之获得了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就是中国茶道最具实际价值的方面,也是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重视和喜爱的魅力所在。